曹础基这段是讲筮法的法吗？

曹础基这段是讲筮法的法吗？

原创：曹础基

这段是讲筮法的。王充《论衡·卜筮》中引用了，证明其在汉代已流行。宋代易学家朱熹《易学启蒙》中有具体论述。今人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中还根据《左传》《国语》所载之筮事裁度而究其变，写成《周易筮法新考》，在《系辞》的基础上明晰化、具体化。我们据之即可操作，大体会接近春秋战国时期的占筮。

这个十八变的筮法，核心是最终要得出卦中每一爻的营数。这一营数或6或7或8或9。四营为一变，三变得一爻，十八变得六爻。

一营，分而为二以象两：将49策随意分为A、B两部分，象征天地。

二营，挂一以象三：随意在其中一部分出一策，与A、B两部分为三，象征三才。

三营，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将A部分以四策为一组数开，象征四时；数到最后一组（一策或二策、或三策、或四策）即将其夹在指间拿开，象征闰月。

四营，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卦：再将B部分以四策为一组分数开，最后一组再夹在指间拿开。

最后将A、B两组剩下的合在一起，余策为40或44。至此完成一变。叫做四营而成易。

第二变：将第一变所余之策,按以上四营步骤操作一遍，最后其所余之策为32或36或40。

第三变：将第二变所余之策又按四营步骤操作一遍。最后所余之策（24或28或32或36）除以4，求得第一爻的营数（6或7或8或9），是为初爻之数。

重演三变得第二爻，共十八变而得六爻之数而成一卦。

营数象征春（7）夏（9）秋（8）冬（6）的温度变化。7为少阳，9为老阳，8为少阴，6位老阴。少变老是量变，老变少是质变。

求得每爻的营数之后，根据奇数（7或9）为阳爻，偶数（6或8）为阴爻，就可成卦。再根据老阳（9）老阴（6）决定可变爻。如果没有可变爻就以所求得的卦（叫本卦）的卦象或与卦辞占之。如果六爻都是可变爻，就先把各爻阳变阴，阴变阳后，看是什么卦，用变出来的卦（叫之卦）的卦象或卦辞占之。其余看可变的爻少（一或二爻），主要以本卦可变爻来占，可变的爻多（四或五爻）主要以之卦不变的爻占。如果可变与不变的爻都是三，就兼以本卦与之卦卦象及卦辞占之。

《系辞》把这一筮法说得神乎其神：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天下之能事毕矣。”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所谓“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挂一”、“揲之以四”等都是为了得出或6或7或8或9的营数。但我们还是佩服作者设计的巧妙，运算的结果，使得易卦的策数与周年的日数、万物之数又是那么符合，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整个筮占的过程，我们不妨把它简化为如下过程：

今天我们的计算机更神，信息的转换又快又准。这种功能是要靠软件完成的。占卦是古代的计算机，但占卦没有用软件，而是用人脑插在其中。我们输入的信息可靠，占卦者的脑袋灵活，它的神灵度就增加。贞事通过占筮成卦，转换为卦象，其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没有科学的根据？在今人的《易》学著作中，提出了如下的一些解释：

一是共时性定律效应。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时发生的事，会产生相互联系，故这一时间所得的卦象对应了生活中其他领域里的共时的事件，从而产生联系。（见克利斯朵夫·巴克特着《易经──第一号成功遇预测》引）

二是阴阳感应。阴阳之质可以超越时空限界，无处不在。相感变化曹础基这段是讲筮法的法吗？，这种感应传达出去被占入卦中，就如电波可以从一处发出被另一处接收一样。比如某人要占某事，他心中的阴阳变化，便传入蓍筮中，筮而成卦。（见钱世明《易象通说》）

三是太极场效应。推演卦象，预测某一事物时免费六爻铜钱占卜，都是在宇宙这个统一‘场’（太极就是场）中进行的，人们的思维场所与所测事物就是通过‘太极’这个统一‘场’而发生联系的。（蓝允恭《太极思维与预测》）

四是意念作用。问事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要问的问题上，通过人的磁场作用，把信息灌注到手中的麻钱，这样就能准确地反映到卦象去。”（邵伟华《易经与预测学》）

以上解说都无法得到科学的证实，完全不能重复。其中意念作用虽已为脑电波实验证明其客观存在，但与占卦过程的心态相异。求占时不可能象气功师表演那样把意念集中在某一点上，而是一种发散性的期待。

总之，在成卦过程中，求占者所求之卦，在六十四卦之中，是必然的；占中六十四卦中之某一卦，是或然的；所占之事、占者之祈求与所求得的“这一”卦卦象的联系，是偶然的。这些必然性、或然性、偶然性，古人难以解释。朱熹叹息：“皆非人之所能为也。”（《易经本义·干卦》）故归之于神：“一阴一阳，变化无穷，果孰使之然也？盖神之所为也。”

由于占筮的神秘，缺乏信度，因而自古以来亦为智者所不为。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侯，卜筮的结果是不吉利的。姜太公为之“推蓍蹈龟”，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见王充《论衡·蓍下》）圣人孔子是很重视《易》的，《要》篇说明孔子“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儒学大师荀子，更提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的主张。

韩非子也写了一篇文章叫《亡征》，“亡征”就是一个国家灭亡的征兆，他在文章里面列举了四十七种国家要灭亡的征兆，其中第五种是这样写的“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因此，把占筮看作是一种科学的预测，是没有根据的。在古代占卜与占卦都是人类认识未来的一种原始形式免费六爻铜钱占卜，它是以神权思想为基础的，把事物的某些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把特殊性当成普遍性。把未来的图景看作是固定的，是超人力量的安排，因而是命定的、神秘的，这种思想早已有之。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还相信这种命定论，是向原始认识的倒退。

《易经》是一本占筮之书。被利用来占筮，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用《易经》占卦，究竟灵验不灵验，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左传》中记载的用《易经》占卦有15例，结果与史实皆相符应，清人毛奇龄编撰的《春秋占筮书》将其全部载录并极其推崇，其实并非如其所言。历代史书上又记载了一些名筮灵验如神。直至今天，不少人也把占卦看作是一种科学预测，并举出了许多例子，证明用它来占是非常灵验的。（可以《易经预测学》为代表）

占筮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自古及今，不少人还是相信它，而且有时又显得颇为灵验？

占卜的灵验不在于占筮方法，更不是由于什么神灵的启示，而在于以《易》理断卦，在于筮者的智慧。所以《系辞》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什么样的人才能体现易道的精神呢？

在西周以前，卜、占、祝、巫不少是兼任史官的，而且集歌、舞、医、礼于一身。他们是王者之师，群众的顾问，大家的救星，有些本身就是领袖。包括卜、占在内的巫术，在那时不仅是表达宗教信仰的手段，而且是维持生存、求得发展的精神支柱，是征服邪恶、困难，寻求光明的途径。巫师是远古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原始文化的代表。

占筮之官多为长寿长者，多为世袭。占筮所用的龟壳、蓍草，据《白虎通》说：“龟千岁而灵，蓍百岁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虽不可信，但具有象征意义。在原始社会，经验是主要的知识。因此曹础基这段是讲筮法的法吗？，“长久”就能“辨吉凶”。占筮之所以灵验，首先就得靠具有丰富经验的长者。其实断卦主要不是靠筮法，也不是靠卦象，而是靠占筮者的知识经验。

在《系辞》中，作者反复强调“夫《易》，章往而察来”、“极数知来之谓占”、“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知来”就是测知未来，这是周易的基本功能。而“知来”与“章往”是不可分的。朱熹说：“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载，圣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见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来之事，便是知来。”（《朱子语类》卷七十五）

由此可见，占卦不能只依赖于占卦者的生活经验，而首先需要占卦者领会《周易》古经中卦、爻辞所载的史实与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反复观察卦象、玩味卦爻辞，才能得到神助。个人的经验毕竟是单一的、局限的，而卦爻辞所反映的历史经验则是普遍的、深远的，可以给占卦者提供更具价值的参考。

要“知来”，还得要“知几”，几是什么？“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用今天我们的话说，几就是苗头。能发现、分辨苗头，才能明察事物未来的吉凶。所以易传的作者很重视对几的研究：“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

在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占卦之所以会灵，还有如下的一些原因：

《易经》的体系结构呈现出关联树的形式，为占筮提供参照系。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构成了一棵关联树。“关联树法”是预测的一种方法，又称“目标树图法”。从树干开始，一层一层地分枝，表示事物或其性质的分属、变化发展的层次、阶段。启示我们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时，先从根本着眼，逐层探索，确定问题的属性、事物的时空位置，找出症结所在，求得解决方案。中医诊断，正是运用关联树法。先辨阴阳，后分虚实，寒热，再确定部位免费六爻铜钱占卜，最后斟酌病情。这就是以《易》理的思想体系作指导的。

在《易》理这棵关联树上，用卦、爻等形式标志了事物的性质、时间、空间及其联系。如经卦是代表八种事物，别卦代表八种事物的联系或八种事物相联系时所形成的六十四种新的事物，爻象代表了事物在阴阳运动中呈现的时空形式（如一个人的境遇）。不管什么人、什么物、什么事件，都可以在这棵关联树上找到相应的位置，从而确定它的性质与时空条件，以便分析、判断。

八卦卦象反映现实，数位、阴阳符号是象征性的，抽象的。“——”与“－－”象征什么？人们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能“类万物之情”，而不仅仅类一物之情。充分体现了卦象的多维性。把所要占的人事联系在卦象的任何一点上，都可以作多种的选择。

不仅卦象是多维的，占法也是多维的。赵汝楳《易难》中说：“夫儒者命占之要，本于圣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时，曰事，曰占。求占之谓身，所居之谓位，所遇之谓时，命筮之谓筮，吉凶之谓占。故善占者，既得卦矣，必察其人之素履，与居位之当否，遭时之险夷，又考所筮词之邪正，以定占之吉凶。”占得卦象之后，要联系求占者的哪些方面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身居什么位置，碰到什么问题，他占卦所求的是什么，都要灵活掌握。不是机械地、孤立地去解释卦象。究竟把两者的哪一方面相联系做出判断，就得靠筮者的本领了。但易卦本身的结构给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变易（消息）、生生（自强不息）、负阴抱阳（异性统一）、中道、当时、应位、尊尊……这些道理，在古代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生活在当时的人，是不得不遵循的。因此，《易》理可以成为当时人们处世做事的指导思想。这给占者以明确的思想导向。

筮仪因占筮的不同而不同，现在街边的占卦先生，只管赚钱，抢着向行人叫卖拉生意，与占筮精神背道而驰。传统的筮仪，或可以朱熹《周易正义》上说的为标准。这样的筮仪，作用是什么？《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说得很透彻：

“你有一个问题或者麻烦，便想得到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你所寻求的答案其实已经在你心中，它隐藏在你的潜意识中。而《易经》则帮助你把它清晰出来。但只有当你放松、冷静下来，停止无休止的思维活动时，答案才会显现出来。

《易经》提供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帮助你放松和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然后再从书中寻找你需要的答案。……这个仪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大脑进入一种接收状态，并使你关注在一个问题上。”

当占得某一结果时，原不存在灵验不灵验的问题，而求占者认为是神的启示，总是把它放在心上，并照着去做。成功了，也就成了“灵验”。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上台前逃亡国外十九年，返国前，叫董因为他占了一卦，得《泰》之八。“泰是干下坤上，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交感有吉。”他对这个预测充满信心，回国后推行改革，力除弊政，使晋国称霸一时。”（《神秘的八卦》）

再举一个今人章秋农先生为一个青年朋友求占的故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占卦并不是一种科学的预测，而是古代的一种心理咨询。求占者由于有了疑虑，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于是求之于神，或自占，或请巫师为之占。这与基督教的教徒有问题总是去找神父谈谈，乃至忏悔，以求得解脱或开导，与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想不通的去找政工（社工）人员，找自己相信的人谈心一样。《易经》就是古代智者给人做思想工作的参考书，是一种心理咨询。占卦是一种趋吉避凶的诱导。

以这种态度对待《易经》的，古已有之。“春秋时已有人不把《易经》当作占书用，而当作古典文献，像用《诗》《书》一样引用它的话，作为行为准则或言论根据。孔子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一例。《左传》记载时人引《易》有四次，除了蔡墨答韩宣子引《易》文证明有龙（昭公二十九年），没有什么意义外，其余三事，都是引《易》文作论据，来批评人物，指示行动的。”（李镜池《易经探源》）

儒家大师荀子明确提出：“善为《易》者不占”的主张。王夫之亦云：“是知占者即微言大义之所存，崇德广业之所慎，不可徒云以占为吉凶，再非学者之先务也。”《易经内传·发例》）日本学者也主张：“了解《易》的整体结构，理解各种卦的含义，然后把自己的处境放进去思考，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不占而知。”（《易的占筮与义理·前言》）可见，古今中外的学者中都有赞同荀子的主张的。这说明，善为《易》者，关键在于把握《易》理，用《易》理去分析各种问题；理解卦象，培养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善于联想，善于分析，避免思想走极端，或走进死胡同，这就是《易》的精髓。

本文节选自《周易旁训》，曹础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