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戴震的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图)自己

戴震：戴震的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图)自己

戴震的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戴震自己曾说：“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邪正，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戴震也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由词以通其道，正人心，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集中阐述了他立志为民造福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本体论、人性论方面实现了综合创新，为中国哲学开辟了通往近现代之路。

宋明理学提出了四种本体论学说，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本体论、生命本体论，以张载、罗钦顺等为代表的气本体论，和陆王为代表的心本体论。其中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较高积极价值。程朱理学所具有的合理价值之一，就在于以《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之谓易”为依据，以生释仁，以仁释理，提出生命本体论学说。

按照天人合一的基本原理，生生不息之仁既是天地之性，也是人的本性。如果把天地自然之原理称为自然观，那么应该把自然观方面的生生不息推广到人性论，价值观与社会历史中去，至少是把人的本性理解为生生不息，理学家也确实认为人的本性是仁，而且儒家提倡一切道理能“推”。如果理学家真的把人性理解为生生，那么穷理尽性就应该解释为积极追求人的生存与发展，追求人的生命的强大与扩张，人的生命流行是自然界发育流行的继续，因此天意就是通过我的生生不已、自强不息来推进、实现和完成天命。无论如何，仁作为生生不息之理，至少是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观，追求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实现，人越是追求生存与发展价值的最大的实现，就越能保证天理天命的实现。

然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并没有按照理论自身的逻辑发挥生命本体论的积极价值，反而在佛教道家哲学提倡的无欲、灭欲、去污染、破执去惑、灭情复性、拨云见月的理论思维的暗示和范导下 戴震：戴震的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图)自己，以“天理”本体论压制生命本体论，并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改造气质之性、恢复天地之性的理论体系的制约，把与生生之理有关联的人欲、人心、人的气质之性，等遮蔽了，压抑了，扼杀了，导致自然生生之理与人的伦常之理的矛盾与冲突，使自然生生不息之理终未能贯彻到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历史中去。

理学体系自身的矛盾，经明清时期众多思想家的质疑批评，逐渐得到消解，但只是到戴震这里，才终于被彻底解构。学术界一般注重研究或高度评价戴震对朱熹理学的批评，但对于戴震如何创造性地继承朱熹理学的合理价值，解构理学保守封闭的体系，重建天人合一之学，理顺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却研究甚少，而这正是理解中国哲学价值的近代转换的关键，有必要深入探讨。

戴震哲学的本体论基础是气本体论。戴震继承朱熹理学之处，就在于救出理学生命本体论的合理内容，炸开理学保守的封闭体系，创造性地把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结合起来，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论，把人类看成是气化生生的产物，把生生确立为人的本质，以生命为本体实现人性的重建、天人合一的重建，系统提出中国生存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向。

以“气”为本体，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大特色。最初把气作为哲学概念提出的，是道家学派，尤其是齐稷下的宋钘、尹文学派。他们从云气、地气、气息中提出气的概念，把气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认为人的生命也是从这种气的精华中产生。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式确立气本体论。程朱理学虽一般被认为是理本论，但朱熹也曾从形而下的角度提出气本体论，并且完全根据气化运行来推测宇宙的起源与发展：“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 戴震：戴震的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图)自己，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1]这是朱熹哲学中极有价值的思想。与朱熹哲学的理本论构成严重的矛盾。戴震把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结合起来，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1]的伟大命题，把物质一元论、宇宙发生论、过程演化论融为一体，是真正的“即存有、即活动”的本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综合创新。学术界长期以来把西方形而上学地建构起来的静止抽象的一元论视为唯一“合法”的本体论，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气化流行”，指物质运动变化运行不已，“生生不息”，指生人生物滋长、绵延、发展，扩张。

戴震突出“生生不息”这一中国哲学的伟大原理：“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周易的哲学思想精髓是什么， “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1]戴震尤其重视生命动力性的“生生”的意义：“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生生之谓仁，“生生，仁也！”[1]对于人类来说，“饮食男女，养生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1]人类也是气化流行的产物，“气化曰阴阳，曰五行，”阴阳五行杂糅万变而生人生物，“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1]人的本性天性就是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是故血气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1]血气心知要通过“欲”、即物质需求的满足才得以生生发展，“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人的物质欲求的满足既是人道也是天道，“人道之有生则有养也，耳目百体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1]由此，戴震以无懈可击的逻辑论证了天、人、性、欲的统一，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天人合一：“耳目百体之欲，血气资之以养，所谓性之欲也，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为天道；在人，咸根于性而见于日用事为，为人道；仁义之心，原于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为性之德。”“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1]人追求生活需求的满足，既合人道，也合天道，人致力于生存与发展，也就是尽天命。根据戴震提出的天人合一，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在矛盾就不攻自破了。

戴震从解决基础性的理气关系入手，认为理只能是气之理， 理不是可以离开事物，或在事物之上，理就是事物本身，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只能通过具体事物表现出来。“理者，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 理又是事物自身具有的“必然”，出于“自然”而归于“必然”。总之，理是通过具体事物而呈现出来的属性或原则。

理欲关系与理气关系相一致，“理者，存乎欲者也。”戴震首先认为欲不可灭，“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 欲就是人性，欲出于“血气心知之自然”，为人类的生命存在之不可无。人的本质就是生存与发展。“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为了彻底转换天理、人欲之关系，使人欲上升到主导地位，戴震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新观念：即认为欲是推动人类生存发展的原动力。人的物质欲望满足的追求是人类生生不息，积极有为的根本基础，是自然界生生不息伟大原理的体现，“所谓性之欲也，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故欲是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必有欲而后方能有为。他说：“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存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1] 只有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才能使人类有为，为生存与发展而奋斗，所谓理，就是人的感性物质欲望的充分满足，“至当不易”，“理者,存乎欲者也”，理乃是人的血气之自然之中的必然之则：“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撼，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1] 情欲的满足乃是自然原则，情欲的满足到达不缺失，无遗憾的地步，便是必然原则，便是理义。戴震的论证彻底解构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转换了二者的关系，使人欲“理直气壮”地占据主导地位。戴震认为，主张“灭欲”之说否定了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就是使人类失去了历史创造活动的动力，而归于无为，殊不知无为者所咬的菜根也要通过有为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来！

戴震进一步揭示程朱理学的无欲无为与老庄道家的无欲学说与佛家灭欲说的理论渊源关系。宋明理学家在互相批评反驳时，仿佛只要指出对方的学说是佛学、禅学，似乎对方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戴震这里把程朱的灭欲说与老释的无欲说相联系，其目的也是让理学的灭欲说不攻自破。戴震说：“自老氏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庄周书则曰：……‘圣人之心静乎！夫虚静恬淡周易的哲学思想精髓是什么，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即老庄释氏之说。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以为无欲则无蔽。……老氏所以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儒出入于老释，故杂乎老释以为言。”[1] 老庄释氏讲“抱一”、“无欲”，道学宗主周敦颐亦讲“一者，无欲也”，程朱“出入老释几十年”的事实，证明程朱的理欲之辨来源于道家的“无欲”说和佛教禁欲主义的说教，而其区别只在于程朱将老庄释氏的所谓“一”规定为“理一”而已，“存理灭欲”则与老庄释氏一脉相通。程朱动辄就讲儒释之区别，而在天理、人欲关系问题上，则恰恰恰是儒学被释道同化了！

戴震还对与理欲关系相近的情理关系作了价值转换。佛道、程朱理学的共同特征之一是讲灭情复性，情为障，为孽，只有灭情才能存性。戴震指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周易的哲学思想精髓是什么，”他反对宋儒“舍情而言理”，得出“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的结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1] “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如果以“一己之意见”为理来评断一切，就会造成“以理杀人”的后果。

戴震通过批判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对理欲关系作出符合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解释，最后提出启蒙者的社会理想：“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1] 戴震的理欲观，以根于血气的欲为出发点，也以欲的实现为归宿。“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表现出戴震思想所具有的光辉的人民性。

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程朱理学关于人性论的核心价值。天地之性来自天理，天理在人为性，主要指人的道德理性，气质之性来自气，与人的身体相关，涉及人的欲望、情感、才质、性格诸方面。天地之性浑然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程朱理学认为人的气质之性会遮蔽天地之性，因此要“变化气质”，以恢复天地之性。戴震从气化生人生物出发，论证人性即是气质之性，对理学家提出的“天命之性”与“天地之性”的矛盾关系作了全面剖析，使程朱理学的天命人性论彻底终结了。

戴震明确肯定气质即是性，此外更无性。所谓“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实际上只是气质之性。所谓天命之性，也只是落实在气质上。人之性即是气质之性，这本来是简单明白的道理。但程朱“截气质为一性，言君子不谓之性；截理义为一性，别而归之天，”[1] 这种“借天为说”的说法，使人仿佛觉得义理之性是天赋于我，因而不再怀疑义理之性为我固有了。戴震进一步从思维方式上揭穿程朱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区分的奥秘，即理论思辨的奥秘。按照程朱的理论逻辑，天地之性是人的真正本性，那么人只要实现自已之性就行了，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故程朱必须把人的气质说成是恶，天地之性“为气质所污坏，”因此要尽性就首先要去气质之蔽，结果尽性变成了永恒、终生去蔽的工夫，“以便于言本有者之转而如本无者”，即人本来就有的天地之性却变成了似乎是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污浊，永远也没有变清的机会，水如果想保持清，只有不流。从而“气化生人生物，适以病性”。[1] 戴震说，这种思维方式“不过从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之受形以后，昏昧于欲，而改变其说，”“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污而浊喻性堕于形气中污坏，以澄之而清喻学。水静则能清，老庄、释氏之主于无欲，主于静寂是也。”程朱“因改变其说为主敬，为存理，依然释氏教人认本来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1] 程朱的存性（天地之性）说与释氏的复性说在理论上并无二致，理学在人性论问题上与老庄释氏合流了！

总之，戴震认为气化生人生物只是气质之性，即血气心知之性，不存在什么天地之性“如有一物”。“人之为人，舍气禀气质，将以何者谓之人哉？”[1] 他把人看作是现实的活生生的感性的人，以人欲、人的感性物质需求作为人性的基础，是明清以来人性重建过程的结果，是人性的解放。

人性就是气质之性，就是追求人欲满足的过程，就是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需要发挥人的才能。戴震对气质之性的讨论还有另一方面重要内容，即认为气质之性是才，是人的才质，才能，这也是对陈确、颜元、唐甄等人的气质论才思想的继承与总结。

戴震说：“才者，人与百物各如其性以为形质，”人的形质即为才，才与命、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质也殊。才质者，性之所呈现也；舍才质安睹所谓性哉！[1] 命，即是人之气禀气质得于自然界的规定，即自然界给予人的物质规定性，诸如男女、高矮等天生的差别。性即是气质之性，即人的特性，要通过才质来表现，没有才质也就没有性，才质，“性之所呈”。故性就是才。尽才才能尽性。人若为不善，非才之罪，而是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所致。宋儒把不善归咎于才，把性与才分开，这是“二本”。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性善才美，二者一致。人只要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贤人圣人。如果人人尽其才，就能使天下之人各遂其情，各遂所欲，推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戴震把性解释为人之才质，尽性即为尽才，尽才所以尽性，性即是血气心知气质之性，确立了气质之性的本体地位，把在理学中受压抑的人的欲望，情感，才能从天命之性中解放出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争论到戴震这里结束了。从此以后，人应该尽情尽性地发挥才能，为人的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而奋斗。

戴震对中国生存哲学加以综合提升，在解构理学矛盾体系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生存论哲学的系统原理，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近代方向，这是戴震对中国哲学的伟大贡献。当然，戴震哲学与此前的许多进步哲学家的思想一样，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重视生存有余，强调发展不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之一是突出发展，能够弥补中国生存论哲学的缺陷。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这与戴震开辟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完全一致并相互衔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为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全新的哲学基础，并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