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应秋：中医学与西医学、中华哲学的理论界限

任应秋：中医学与西医学、中华哲学的理论界限

任应秋先生关于阴阳的理论

任应秋先生是一代明师，有深厚的国学底蕴。作为学者，对于一切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他都抱以极大的热情，希望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以推进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

但是，他从不盲从，始终固守着中医学和中华文化的本根与传统，在学术上，坚定地拒绝中医西化。在他从事教研和写作的年代，迫于压力和几乎推倒了一切的思想潮流，任先生也曾以所谓“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冠以中医学的基础理论。

可是，当我们仔细研读他的相关著作时却发现，他其实总是按照中医学的本旨与特质来加以论述和阐发，而决不屈从外来的教条，生搬硬套。任应秋先生对中医阴阳理论的阐释，就是这样。他在努力揭示阴阳学说本义的同时，又通过发挥和引申，引导读者去划清中医学与西医学、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理论界限。

1.阴阳是性态功能不是物质实体

任应秋先生在《内经十讲》（《内经研究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称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国古代创立的一种“元素论”，阴阳五行是演生天地万物的“元素”。但此“元素”何解？任先生明确指出，阴阳五行作为元素，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具有某种性态特征的运动功能。

在讲解《素问·上古天真论》时，任应秋先生说：“所谓‘法于阴阳’，这里的‘阴阳’是指自然界的变化。”（《内经讲稿·上古天真论》）依任先生的看法，阴阳是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概念，阴阳所指，则是两种基本的运动形式。他引证了张介宾的话，“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然后指出阴阳“是以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来划分的，所以有‘阳’主动，‘阴’主静的概念。这里需要明确一点，古人所谓的‘静’是与‘动’相对而言的。‘静’不能理解为‘不动’，‘动’是一种运动形式，‘静’也是一种运动形式”（《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内经》将阴阳视为“天地之道”，物生之“本”。任应秋先生认为，这个“本”的实质在于它是世间一切变化的动力之源。

他说：“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是说阴阳对立统一运动主宰着宇宙的变化。”（《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在任先生看来，《内经》是把阴阳当作世界运动变化总的根源，阴阳是引发和制导世界按一定方式运动变化的功能。《内经》称阴阳为“神明之府”，任先生解释说：“有些人引用文献时只引到‘生杀之本始’，不敢引用‘神明’二字，这很无知。什么是‘神明’？《易经》讲‘变化不测之为神明’，这是很科学的概念，《易经》还解释了什么是‘变化不测’，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矿物等万物‘生杀’变化的现象就是‘神明’的具体表现，不见其所养而物自长，不见其所害而物自藏，这是古人对‘神明’的具体描述。”（《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依照任先生的解释，《内经》是把阴阳的这种功能当作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生成的“本根”。

那么承载阴阳的又是什么？《内经》认为是“气”。阴阳以“气”的形式存在，故有阴气和阳气之分。任应秋先生称阴气与阳气的作用为“气机”或“生机”。所谓“气机”或“生机”，即万物生化或生命的机能与规律。

他说：“无论是人体的气机，还是自然界的气机，不外阴阳两个方面……所以文章（指《素问·生气通天论》）一开始就说：‘生之本，本于阴阳。’”“宇宙间之所以存在生机，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人体之所以存在生机，同样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

这就是‘本’，自然界有这个‘本’，人体也有这个‘本’。”（《内经讲稿·生气通天论》）“‘本’是什么？‘本’就是‘阴阳’。因此始终要掌握‘阴阳’这一认识观和方法论。”（《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内经》和任应秋先生所说的这个“本”，不仅指生化或生命过程的动力源泉，同时也是指存在意义上的“本”。《内经》说：“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作为“气”，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意思是阴阳五行包括甲任应秋：中医学与西医学、中华哲学的理论界限，天地万物均为阴阳气化生长而成。就此，任先生说：“静、躁、生、长、杀、藏等都是抽象的表述。如‘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从自然四季来讲，也可说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主要是解释自然界无形之阴阳。”

而“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则“是从无形变为有形。这是事物发展运动的一种趋势。‘阳化气’不能直接观察到，‘阴成形’可以观察到”（《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总之，任先生依照《内经》认为阴阳五行包括甲，天地之间一切有形事物都是由无形的阴阳二气转化而成的，故阴阳同时也是一切有形事物得以成形而存在的本源。 那么，承载和实现阴阳生化作用的“气”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呢？任应秋先生说：“有形之体是靠无形之气来维持的。‘形’是物质，‘气’是功能。辨别生命之存在与否，要看‘气’之存在否。”（《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任先生的这段论述指出了“气”与“形”（体）的根本区别，判定了形对气的依赖，涵盖四层意思：一是，气与形相对，形是物质，气不是物质，是功能；二是，形作为物质为有形存在，气作为功能为无形存在；三是，气作为功能存在，是生命存在与否的根本标志；

四是，有形之体的存在必须有无形之气的支撑方能维持，因为依照《内经》，一切有形之体皆为生化之宇，气在“宇”内正常地升降出入，是有形之体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可见，依照《内经》和任应秋先生透彻的说明，就存在论的意义而言，作为功能之气比作为物质之形体更为重要，更为根本。

而且，“阳化气，阴成形”，有形的物质之体是由无形的功能之气生化而成的，同时又可能被气之功能化解为功能之气。这种以功能之气为世界生化和存在之本的理论，显然是与唯物论，尤其是与所谓“朴素唯物论”根本不同的另一种世界观。 一百多年前的西方物理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后来的相对论更精确地为这一转化提供了数学公式。

20世纪中叶，信息科学与控制论和生物基因学说等进一步表明，物质、能量和信息是相互并立而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三者不能相互包含或取代。

可见，面对坚硬的科学事实，早在19世纪后期，作为世界观，唯物论已经难以自圆而立。而几千年来中华以元气为本的中医学和气功学的成功实践，则是从另一文化视野有力地说明了唯物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2.阴阳是认识生命和万物的一种方法论 阴阳为“天地之道”，无所不在，无处不现，万事万物无不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故《素问·天元纪大论》曰：“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据此，任应秋先生认为，阴阳学说不仅是关于世界的本原论任应秋：中医学与西医学、中华哲学的理论界限，还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论。他说：“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尽的，无法用量数来计算，但是可以用‘阴阳’这个概念来概括之。”“现代科学对人体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认识到的是少数，没有被认识的是多数。

虽然很多现象在人体还是未知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阴阳认识论来分析人体生理、病理的种种变化。从这个角度讲，‘阴阳’又属于方法论范畴。”（《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依照任先生的论述，阴阳作为方法论的功能取决于它作为世界本原论的意义阴阳五行包括甲，取决于它在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作用。

任先生综合引述易学、道家和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指出：“老子所谓‘道生一’，‘一’是太极，从太极分化出阴阳，就有了天和地，此即一分为二。古人认为宇宙是从无到有，即从无极而太极。无极无阴阳之分，是混沌的，太极就有了阴和阳，即所谓‘一分为二’。”（《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接下来，天地阴阳相互作用，逐渐衍生出山川鸟兽、万事万物与人。依据这样的宇宙发生论，万事万物与人的生命，无不受阴阳的规定。因此，从任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阴阳作为方法论至少可发挥如下的功用。 首先，通过阴阳分析，可以对任何事物的属性作出基本判断。由于阴阳的普遍性，不同事物之间阴阳属性都有相互作用和感应性联系，这种阴阳分析对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有重要意义。例如，《内经》有“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说法。

任应秋先生说：“就空间而言，为什么西北方的空间会不足呢？我看古人也不会这么蠢，会认为是西北方的空间不足。其实下面一句话就解释了这个问题：‘西北方阴也。’很显然，这个‘不足’是从阴阳角度来讲的。

西北方的气候与东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天不足’是指‘阳不足’，天为阳，地为阴嘛。西北方是阳气不足的地带，也就是说，西北方多阴寒的气候。

我认为这个认识没有什么不科学。”“再如‘地不满东南’。‘地’是阴气，阴气不满于东南方，是说东南方气候相对较热，阳盛阴衰。西北方比较阴寒，东南方比较阳热，这也是客观存在。”（《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仅对西北方与东南方的气候差异有了明确了解，而且还可能对西北方与东南方不同地域居民的体质和疾病特征、物产偏性等作出判断。 其次，任应秋先生特别强调中医学的整体观，他指出：“统一整体观，也是《内经》的主要学术思想之一。”（《内经十讲》之九）而这种统一整体观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任先生说：“自然之阴阳变化与人体之阴阳变化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认为不仅人体自身是个整体，人与自然界也是个整体。”（《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因此，我们可以从天地自然界的阴阳结构关系推认人体内部的阴阳结构关系，可以“通过认识大自然的阴阳变化，来认识人体的阴阳变化，最后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这也就是“想通过认识自然界的事物，从宏观方面来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为什么这样做能够成为认识人体的一条有效途径呢？因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天地自然又是由太极阴阳衍生而来，所以太极阴阳和天地自然的时空结构，也就以生命的特殊形式传递给了人。

人体小系统是受天地大系统决定和影响的，从而使它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关系构成。这就是说，阴阳从太极开始，作为宇宙大化流行的轴心，在万物演生的过程中，贯穿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局部，阴阳及由阴阳分化出的三阴三阳、六气和木火土金水五行，就成了天地万物及人身共同的生化结构和运行法则。

既然人身与天地自然有一致的生化结构和运行法则，它们之间也就会产生对应性联系。天地自然界是自行运转的大环境系统，它的变化必然会引发人体生命过程的相应变化和反应。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天地自然的变化来推认人体相应变化的道理。 “中华认识论”和中医学普遍使用的“取象比类”方法，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关系基础之上。“取象比类”就原理而言，与形式逻辑中的类比推理相一致。

类比推理的前提条件是两个系统有若干点（越多越好）相同，而已知甲系统还有另外一个属性，那么可以推断乙系统可能也有这一属性。这种推理可以推出新知识，但具有或然性，需要进一步证实。取象比类的思路与此相同，所不同者，它是在“象”的层面做类比推理。而且，在太极阴阳演生万物、天地万物普遍具有阴阳及其衍生结构的基础上，取象比类主要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依据而被普遍地使用。

关于取象比类的实际运用，任应秋先生在《内经讲稿》中说：“相通，即‘相同’的意思。如自然界的风与肝风有相同之处，自然界的水与肾水有相同之处，自然界的火与心火有相同之处，自然界的土与脾土有相同之处，这是用自然界的规律、现象，来探讨、研究人体五脏功能的一种方法，即用‘已知’探讨‘未知’的一种方法。”

又说：“文献从‘天气通于肺’到‘逆气象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都是从大自然的阴阳变化，来阐明人体的阴阳变化。换句话说，即人体的阴阳变化与大自然的阴阳变化是相通的，‘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天之纪’就是阳之纪，‘地之理’就是阴之理。”（《内经讲稿·阴阳应象大论》）

我认为，任应秋先生在这里说的用“已知”探讨“未知”的一种方法，就是指取象比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自然界与人体在“风”“水”“火”“土”等方面的“相通”或“相同”，指的是由“象”所显示出来的功能结构和功能的性质，而不是物质实体结构和物质实体的性质。

就是说，由于自然界和人体在功能结构和功能的性质上，都遵循大化流行中形成的阴阳五行法则，都由推动大化流行的阴阳五行之气实现，因此，人体与自然界尽管在物质实体构成上各不相同，但在生化过程的功能结构和功能性质上是相通的，故由“天之纪”和“地之理”可以推认人体生命的过程与规律。

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既然承载人体和自然界功能结构与功能性质的都是阴阳二气，那么依据取象比类的原理，还可以尝试利用自然界的某些动植物、矿物来调治人体的某些相应疾病。这正是选取中药的理论出发点。

第三，任应秋先生拿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学与传统的中医学作比较，并指出，现代科学（即学术上今天的西方科学）也有局限性和条件性。有些疾病是现代科学尚未认识的，有些疾病甚至是现代科学难以把握的，但是却“可以用阴阳认识论来分析人体生理、病理的种种变化”，从而给出一个中医学的相对符合病情并有益于恢复健康的病理结论和治疗方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中医与西医所采取的方法根本不同。 我们知道，西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采用的是解剖、理化分析和还原论的认识方法。这使得他们倾向于把疾病视为一个个相对分立的存在，多做分门别类的实体性研究。

对于西医学，不同病的病理和治疗可能完全无关，或相距很远。中医学则不同，中医学认为，疾病和万物一样，其性质无论多么不同与繁复，皆不出阴阳的变化关系。万物的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特性，都是从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逐层分化，逐渐丰富而来。其逐层分化的过程会分别打印在不同事物的身上。

这样的本体论和演化观决定了我们认识事物也可以做分层的辨析和归纳。从辨阴阳开始，逐层深入和丰富，直至找出事物的特殊本质。因此，对于中医学说来，所有的病都不外乎阴证或阳证两大类，都可以在属阴或属阳上找到它们的共性和相互联系。

为了更为精准地把握疾病的特殊本质，就要在辨阴阳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其更为具体的品性，如病位、病性、病机等，在阴阳的统领下说明疾病所呈症状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的联系，从而确定其证候。“证”就是中医学所说的“病”，内涵包括病理病机。

沿着这一途径前行，中医辨证大致形成三个层次：一是辨阴阳；二是辨表里、寒热、虚实；三是在前面辨证的基础上，再进行六经、脏腑、气血、津液的辨证。至此，病人疾病的方证即可基本确定下来。每个层面所辨之证，都是阴阳的具体表现，服从阴阳之道，而且所辨之证越是具体，就越是贴近病人生理、病理的实际情况。

对此，任应秋先生说：“中医辨证是从若干复杂症状（包括脉象、舌象等）中，经过分析辨为某证候。症状虽然复杂，但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总不外六淫、七情、脏腑、经脉、气血几个方面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从而分析其为在表、在里、为寒、为热、属虚、属实、是真、是假，证候的真相必然就大白了。

因此说，从复杂的症状辨识而为证候，这是中医辨证的精髓，无论治疗已明确诊断的疾病或未明确诊断的疾病，都应如此，没有例外的。”（任应秋“略谈辨证与辨病”）又说：“‘症状’与‘证候’是截然不同的。症状只是疾病的个别的表现，它不能说明疾病的整个病变的本质。

只有根据疾病所表现的全部症状，经过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得出了属于某一种‘证候’的结论时，才算是说明了疾病整个病变的本质。只有确定了‘证候’之后，立法‘论治’才有依据。”（任应秋“谈谈中医的辨证论治”，见《陕西新医药》1976年第1期）